在研究新四军的历史时，常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：新四军与日军的战斗并不多，反而与国民党顽军的冲突较为频繁。确实，新四军与国民党顽军之间的几场著名战役，如黄桥决战、皖南事变、曹甸战役、山子头战役、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等，都广为人知。而与日军的战斗似乎并没有那么突出，这一看法表面上似乎有理，但实际上是片面的，未能全面反映新四军的实际情况。
这背后的原因，首先是新四军所处的复杂战略环境所决定的。
与八路军相比，新四军的成立和深入敌后较晚。因此，新四军与八路军所面临的敌后抗战环境有所不同。在经过与日军的激烈战斗后，国民党在华北敌后基本上没有留下大量的正规军队。因此，他们在华中敌后的部署就更加严密，留下了更多的正规部队。
在苏南地区，国民党设有冷欣指挥的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部，还派驻了不少忠义救国军。在苏北地区，韩德勤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以及8个保安旅也在此驻扎。此外，还有李守维的89军、李明扬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、陈泰运的税警总团2个旅等军事力量。在皖西和淮北，也有不少国民党部队驻扎。尽管名义上，国共合作、共抗日军，但蒋介石的“防共、限共、溶共、反共”政策，促使国民党不断在政治和军事上压制新四军，挑起冲突。
展开剩余70%新四军与这些顽军的兵力差距较大，因此，很多时候，新四军只能被动应对，甚至不得不与国民党顽军发生激烈冲突。皖南事变便是一个典型例子。这种国民党顽军的挑衅，注定了新四军与其的摩擦和斗争难以避免，也是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，与国民党顽军频繁发生冲突的一个根本原因。
此外，新四军的战略任务不仅仅是抗击日军，还包括发动群众、建立抗日根据地。在敌后的环境中，这些任务更加复杂，尤其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，都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。例如，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徐州、武汉等地，都是日军和国民党的重心地带，国民党对这些地区的控制非常严密。对于新四军来说，这些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建设面临着国民党的严格制约。
例如，当陈毅和粟裕率领新四军开辟苏南抗日根据地时，国民党第三战区曾提出“画地为牢”的政策，限制新四军的活动范围。国民党通过一系列政策，严格控制新四军的发展，这种情况直到1940年黄桥决战才达到高潮。在这一战略背景下，国民党顽军不仅坚决反对新四军的存在，而且不惜动用军力来压制新四军。
黄桥决战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。新四军想要开辟苏中和苏北的抗日根据地，但韩德勤代表的国民党顽军却坚决阻止，意图将新四军彻底赶出江北。尽管陈粟刚刚进入江北，面临国民党顽军的强大压力并不打算与其正面交锋，但韩德勤决心一举击败新四军，将其彻底赶下长江。最终，这场战斗无法避免，而且必须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。
新四军与国民党顽军的冲突，很多都像黄桥决战一样，属于“不得不打”的战役。否则，新四军不仅无法扩展抗日根据地，甚至连基本的生存空间也无法保证。
另外，影响新四军与日军战斗较少的另一个原因是，反顽战役往往规模较大，宣传力度较强，特别是在七八十年代的一些影视作品中，反顽作战被广泛表现和宣传。例如，《黄桥决战》《东进序曲》《上饶集中营》这些影片都集中描绘了新四军与国民党顽军的斗争。《沙家浜》也讲述了新四军与顽军的冲突。
然而，这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力不可小觑，使得新四军与日军的战斗显得不那么突出。实际上，新四军对日军的作战并不是没有。比如，1941年夏季的新四军盐阜反“扫荡”战役，就发生了大量战斗，整整一个月，成功歼灭了近3800名日伪军。1944年3月的车桥战役，也是新四军与日军进行的大规模战斗，并且创下了新四军俘获日军最多的纪录。
因此，在研究新四军的抗战历史时，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影视作品中的单一视角，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新四军与日军作战较少。事实上，新四军既是在与日军的战斗中打出来的，也是在与国民党顽军的斗争中逐步壮大的。
这一段历史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：在展现新四军的影视作品时，应该更多地聚焦新四军与日军的斗争。这不仅会为观众呈现更多的历史题材，也有助于弘扬红色基因，激发主旋律的力量。
新四军抗战历程中，日军的威胁与顽军的打压同样重要，正是这些艰苦的抗争，让新四军最终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地位。
参考文献：《新四军战史》《铁流》
发布于：天津市新宝优配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